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楊鴻勛（1931-2016）先生逝世，哀悼！（附楊鴻勛訪談：建築考古學是建築史學不可或缺的基礎）

楊鴻勳，1931年12月生，河北蟸縣人。195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學系。畢業後組織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擔任學部委員梁思成的助手及以梁思成為主任的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室秘書；該室改屬建築工程部建築科學研究院後，任園林研究組組長。曾任上海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等高校客座教授。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俄羅斯建築遺產科學院院士，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分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世界營造學社籌備委員會主席。另聘為復旦大學兼職教授、同濟大學顧問教授、華南理工大學顧問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兼職教授等。

主攻建築歷史與理論以及中國古典園林；創立建築考古學，破解了中國古代建築史的諸多難題。所著《建築考古學論文集》經全國評選為“二十世紀文博考古最佳圖書”論著類第一名，《中國園林藝術研究——江南園林論》被評為“二十世紀文博考古最佳圖書”論著類第三名。

他身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和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極力促成中國的一些具有文物價值的古城、古建築、古園林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996-1997年，他擔任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期間，中國平遙和麗江申報世界遺產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聘請日本專家進行審查，由於他極具信服力的介紹，使本來持反對意見的專家改變了態度而作了贊成的評定。

著有：《建築考古學論文集》（文物1987）、《江南園林論：中國古典造園藝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中國古代居住圖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楊鴻勛建築考古學論文集（增訂版）》（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宮殿考古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9）、《宮殿建築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園林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大明宮》（科學出版社2013）等。

2016年4月17日23時50分，病逝於北京同仁醫院，享年八十六歲。

楊鴻勳訪談

【建築考古學是建築史學不可或缺的基礎】

與梁思成先生結緣，決定一生的專業方向

讀書報：您是怎麼想到要上清華大學建築系的？畢業後又怎麼有緣做梁思成先生的助手，從事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的？

楊鴻勳：我上學太早了，在班上是年齡最小的。抗戰勝利以後，我該上高一了，哥哥在師大學教育，跟我說：“打基礎最重要，你這麼小，從初一重新上，在班上都不是年齡最大的，要把基礎打好”，於是我又從初一開始念。本來我應該是1951年大學畢業，這樣，我1951年才上大學。我在中學時，數、理、化都好，不愛說話，人緣好。當時這樣的就是好學生，在班上“有威信”。剛解放，全班一致選舉我做“班事委員會主席”，就是後來的班長。我也喜歡語文、歷史之類的文科，還業餘辦過半月刊。我受到那時中學生裡流傳的順口溜的影響：“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學理、工科，好找職業，所以上大學要報考理、工科，但是又不想捨棄文科。報考大學時到最後一天了，我還沒想好報考志願。當天的《光明日報》來了，我看到占滿一版的一篇介紹清華大學營建學系的文章，作者署名“梁思成”。我一見這三個字，就莫名其妙地肅然起敬。趕緊把文章看完，知道清華營建學系是既有技術科學、又有社會科學，立刻決定第一志願報考清華營建系。我和梁先生這第一次結緣，就決定了我一生的專業方向。

我確實和梁先生有緣分，因為他，我才上了清華大學營建學系；大一時，又成為引起他注意的一個新生。這裡有一段故事：

當時蘇聯專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阿謝甫科夫教授到清華建築系上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陪他先視察系館，把一至四年級學生的作業全都貼在走廊兩面，請阿謝甫科夫看，瞭解學生水準。梁先生陪專家走在前面，後邊依次跟著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然後是四年級至一年級學生，我們大一學生走在走廊最後。專家一邊走一邊看，走著走著突然站住了，指著一張“建築初步”渲染圖，說：“請這位同學過來”，梁先生走近細看名字，然後轉頭叫：“楊鴻勳。”老師們重複著叫，學生也往後傳呼，我聽到叫我，就擠到前面去，站在專家和梁先生面前。專家表揚我畫得非常好，問我是怎麼考慮的等等；梁先生也讚揚說好。事後，莫宗江教授說：“走廊兩邊全是圖，好東西自己會跳出來，吸引阿謝甫科夫站住”。梁先生從此記住了我這個大一的小學生。

梁先生兼職很多，很忙，不是經常到系裡來。我做畢業設計的時候，他每次來都是直奔我們做公共建築設計的教室。我們只有四個人，梁先生一進來，我們就站起來，梁先生總是坐在我的位子上，我站在他旁邊聽他談指導意見，看他給我改圖。別的教室有的同學知道梁先生來了，也都跑到我們教室旁聽。

後來我畢業，“向科學進軍”的時候分配我做梁先生助手，也是經過梁先生認可的。

我畢業分配做梁先生助手工作之前，還有一段曲折。教學改革前，按照美國課程表的四年制，我們班應該是1955年畢業。由於院系調整，取消美帝辦的燕京大學，成立清華、北大、燕京三校建校委員會，三校土木、建築兩系師、生全體參加建校工作，時間達一個學期。我們畢業前要彌補耽誤的這一個學期課程，所以畢業分配推遲到1956年初。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宣佈我們畢業分配，宣佈別人的分配單位和報到地點都很清楚，說到我的分配單位時，只說“軍委”二字，我和大家都覺得很神秘。散會後，我去校長辦公室問，才知道報到地點是前門外某某旅社幾零幾房間。校領導也覺得似乎是保密的工作。後來知道，原來我的工作，是國務院統一分配前由軍委先選定的。

解放初期，軍隊建設是第一位的，優先軍隊，剩下的由國務院統一分配。我們畢業時，軍隊要最好大學——清華大學的，梁思成建築系的，結果就把我挑上了。要我去了幹什麼工作也不說。當時正在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周總理說：“人才浪費是最大的浪費”，要“學以致用”，國務院下達檔：大學畢業生分配要由校方瞭解用人單位符合學生專業，才放人去報到。我的分配，最後瞭解到軍委要我去是做防原子工事。這是土木工程學系結構學專業的事，他們完全要錯了專業。學校拒絕讓我去報到，答應在下一屆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結構學專業畢業生中，讓軍委挑三個學生，此事就這樣解決了。

可巧，這時國務院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科學院成為優先選拔學生的單位，國家給國際著名科學家配備助手，我被分配到中科院，擔任“梁思成助手”。我作為“梁思成助手”，也就跟著他確定了我“建築歷史與理論”的工作方向。

創立建築考古學

讀書報：《大明宮》序言中提到，您對大明宮的研究，從1973年開始至《大明宮》出版，整40年，可謂“四十年磨一劍”。您為何如此重視《大明宮》課題，又是如何著手，如何完成的？

楊鴻勳：大明宮是中國封建社會顛峰時期——唐代，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性建築群，是一座劃時代的園林化的皇宮；對它的研究是《建築史》的重要缺失。大明宮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對象，不像北京紫禁城，有實物可以考察。大明宮只有地下埋藏的遺址，要研究大明宮必須首先對這些遺址進行復原考證，這就要等待田野考古勘探與發掘的先行了。所以說，大明宮研究，不是一個簡單的建築史學的研究課題，而是一個“建築考古學”研究課題。建築考古學以田野考古為基礎，而田野考古則需要多年的連續工作，室內研究也就只有等待遺址材料取得後才能開展。

1973年我應夏鼐所長之邀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有條件直接接觸大明宮遺址的考古材料，於是開始對大明宮已取得的考古材料進行查詢、研究。當時夏鼐先生批評有些復原成果不符合遺址實際，認為是“學建築學的人在做設計”，不是探求其歷史原狀的考證；遂囑我重新作出科學復原。這樣，我陸續發表了已有遺址材料的麟德殿、含元殿、清思殿、三清殿等的復原考證論文。這僅是大明宮研究的極少數片斷，還有待繼續研究成果的積累。直到2012年，在兩岸同行們迫切希望早日見到大明宮研究成果出版，而督促我的情況下，我才決定不再等待繼續發掘的遺址材料，匯總大明宮太液池等整體考古材料的研究積累一起，而就此成書。

寫建築史，必須掌握時代標誌性建築。歐洲宗教至上，國王都得教皇加冕。宗教勢力最大，所以歐洲的時代標誌性建築，體現在教堂上。對於皇權至上的古代中國來說，標誌性建築就是帝王佔有的宮殿。當時最好的工程技術、最先進的建築藝術成就、最先進的建築材料，都表現在宮殿上。這就是我為什麼這樣重視大明宮研究課題的原因。我1973年一到考古所，就開始著手這個課題，到2013年書的出版，整整40年，也還只能說是個階段性成果吧。所謂40年才出成果，也不是專幹這一件事，中間還做別的事情。

讀書報：請問什麼是“建築考古學”？為什麼要創立“建築考古學”？

楊鴻勳：要想知道什麼是“建築考古學”，需要首先知道什麼是“考古學”。

有人由於缺乏考古學知識，錯誤使用“考古學“一詞，把研究古建築的形制、斷代之類叫做“建築考古學”。其實這種對古建的考察，略相當於中國傳統的考據學，屬於歷史學範疇，也就是建築史學範疇。

考古學是以田野遺址、遺跡、遺物為對象的科學，大約百年前形成於歐洲。發展到上個世紀中葉，現代考古學開始分化為兩大方面。《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總論介紹：現代考古學由傳統的“普通考古學”（General Archaeology）和“特殊考古學”（Special Archaeology）共同組成。所謂“特殊考古學”就是專業性很強的專門考古學，諸如：陶瓷考古學、青銅器考古學、建築考古學、環境考古學等等。

考古學彌補以文獻為物件的歷史學之不足，也是為了認知歷史原狀，可以說是復原歷史的事、物，因此建築考古學的關鍵是遺址的復原考證。普通考古學也是要做復原的，例如新石器考古，對於出土的碎陶片，首先是儘量對接起來，只要從器物的口沿、肩、腹，到底部，大體上能對上，一旋轉就出來了這個東西的原狀。雖然只有幾塊是真的，剩下都是白石膏補的，不過大家都相信這是原來的樣子。有了器物的復原，才談得到器物類型的排比研究。所以不能非議建築考古學復原研究工作。只是建築遺址的復原要比陶器復原複雜得多。

創立“建築考古學”，不是出於個人的志趣，而是考古學、也是建築史學發展提出的客觀要求。

從考古學來講：田野考古經常遇到古聚落、古城址、古建築遺址，而當時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是大學考古學系或訓練班培養的，其主要任務是田野工作；核心知識是文化地層學和文化類型學。由於缺乏建築學專業知識，所以在田野工作中，對建築遺跡現象容易漏掉和誤判；室內研究就更談不到了。由於缺乏建築學知識，在建築遺址的發掘中，往往容易造成遺址的破壞。夏鼐先生鑒於這種情況，遂決定要我到考古所從事建築考古學的創建工作。

從建築史學研究方面來說：梁思成先生、劉敦楨先生兩位是建築史學的先驅。他們年輕時，在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先生的指導下，開展古建築的研究，是從調查現存古建築開始的。這是建築史學的奠基工作。而這些古建實物史料，最早的木構也只是晚唐佛光寺大殿，石結構也只是隋朝的趙州大石橋。中國建築歷史源遠流長，早期木構建築都已無存，只靠這些現存古建是解決不了建築史研究問題的。

建築史是建築發展演變的動態過程，中國建築上萬年的發展，靠現存的這點建築物，怎麼能說明問題呢！屋頂怎麼變彎的？鬥栱是怎麼出現的？四合院是怎麼形成的？磚、瓦是什麼時候發明的？……等等，都是建築史要回答的問題，這些都是現有《建築史》書中找不到答案的。建築史學的研究，首先需要對現已無存的建築遺址的復原研究，在掌握了足夠的實物史料後，才能開展建築發展演變，即所謂“建築史”的研究。這就是說，“建築考古學”是建築史學不可或缺的基礎，要開展建築史的研究，必須建立“建築考古學”這個基礎。

讀書報：楊老，聽說您在寫作《建築考古學》和巨著《中國建築史》，能否給我們講講這兩部書的情況？

楊鴻勳：我寫的《建築考古學論文集》在2001年國家文物局機關報《中國文物報》發起的“20世紀最佳文博考古圖書”全國公投評選中獲得論著類第一名，表明學術界對“建築考古學”的認可，但論文集還不能說明什麼是建築考古學。我想應當全面闡述這個特殊考古學的分支學科，還得寫一本《建築考古學》。這部書的初稿已經完成，只待全面潤色文字和配置插圖，就可以交付出版了。

關於中國建築史的編寫，我一直認為有必要改變現有史料彙編式的“建築史”編寫方法，這就要提出一部具體表明我編史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建築史”。我編寫的書名是《中國建築史（上古至清朝）》。這部書在11年前就與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約定了。我為了整體思想統一，而本人獨自編寫全書，而且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需要較長的時間。估計明年大概可以出版了。（中華讀書報特約記者趙靜榮）

刊於《中華讀書報》

2014年6月11日